香港教会正处于福音的拐点。除了全球的疫情之外，过去三年来，我在的这个城市见证了多次示威和政府恢复秩序的措施，这个城市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和政治动荡。很多人喜见街上回复平静，却也有很多人陷于伤痛和冲突之中。现在，教会必须决定怎样回应。

未来数年，我们能否扎根福音的沃土，勇于释出盼望、信心和基督徒的声音？还是我们懦弱地退缩，隐藏在只顾自己、自我保护的阴影中？教会是否愿意走进这个四分五裂的城巿，在最艰难的处境中牧养，与人同在？还是我们安于舒适的福音，只想教会大楼灯火通明，任由公共领域的先知之光晦暗熄灭？

香港本地教会社群那种不冷不热的基督教信仰——只寻求上帝喜悦，但不愿付上跟从耶稣的代价，已不再是个选项。或者这从来都不是选项。为了这个城市的教会的将来，必须放弃追求实用，转而寻求崭新的福音韧性，这份韧性是在社会剧变中熬炼出来的。我们需要牧者，像那位站在街角面对催泪瓦斯的人那样，在令人困扰的政治环境中，带来勇敢和与人同在的盼望。

陈韦安是愿意顺服这个呼召的牧者之一。他是八〇后，生于香港，长于香港，在德国研究巴特（Karl Barth），其后回港继续牧养和教学的工作。他如今四十出头，是个聪明、委身的人，能做深入的神学反思，又勇于将圣经与社会变化连系起来，鼓励人们处理他们的创伤经历。他就如那位站在街角的人，在缕缕的催泪瓦斯中，带来坚持同在的盼望。

“在我成长的时代，香港非常美好，”我和陈韦安喝着咖啡，他对我说。“那时香港有自己独特的文化，我们对未来充满梦想，年轻人对这个城市有盼望、有期待。现在香港变了很多。”

他的牧养关怀集中在香港的初职信徒身上，这群职青还未踏进四十多岁名成利就的阶段，却又已脱离了二十岁以下相对青涩的状态。“我这一代人，从小就比较专注赚钱，很多人都是政治中立的。如今的这一代，很多人都关心政治并会参与其中，这个转变对教会而言是重要的，但也为教会带来挑战。”

这个转变在2014年尤其明显，当年发生的“占领中环”，是首个政治性的学生抗议运动，其中的主要领袖也公开承认他们的基督教信仰。身为学者的陈韦安，当时也留意到他的学生期望本地的基督教组织能给予指引。“我们的神学院要快速变阵，从教授政治神学，转而教授政治伦理。突然之间，我们需要实践多于理论。”

社会急速转变，对于实践的需要不单见于神学教育，也见于教会讲坛。但从理论转向实践的改变却来得很慢，许多牧者的装备都不足以面对这个动荡的政治环境。陈韦安观察到：“ 因为害怕被标签为太政治化，只有很少牧者认为自己可以适切回应会众所面对的重大议题。于是由那时开始，讲坛渐渐与人失去连结。”

这种失联的感觉，在2019年夏季再次变得明显，大约就是催泪瓦斯飘过我的街角的时候。陈韦安说：“2019年的第二波学生运动出现，教会似乎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，仍然重蹈覆辙。结果很多年轻人离开教会。他们不是离开耶稣，只是离开了教会。”

这批年轻人的离去，促使陈韦安建立了一间新教会──希望有足够的弹性，容纳新世代的基督徒，在追求耶稣的同时追求社会公义，并成为愿意承担的门徒，深化福音信仰。这间教会名为流堂（Flow Church），在几年之间，人数已增长至超过400人，其中大部分都是职青信徒。

“流堂的出现，是因为香港基督徒面对独特的挑战，这个挑战与西方教会的不同。”他说。“我们面对的不是政教关系的问题，而是如何在权力不对等和失衡的社会中生活。”

失衡的问题，不只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。陈韦安表示：“我们的处境独特，正因为我们与祖国相连。”部分人对将来失去希望，也有愈来愈多人选择移民离开。但对陈韦安而言，这句经文成为他更新牧养事工的根基：“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应许，耶稣来到，会使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。这个应许并不限于某个时空或生命的某个场景，无论香港的前景看起来有多艰难，我相信香港人仍然可以得着生命的丰盛和喜乐。”

这个丰盛生命的异象，推动陈韦安的牧养事工。他和他的教会将要往下扎根于这个城巿，渴望在急速改变的环境中，坚持与弟兄姊妹同在，给予牧养关怀。这样的工作需要不少勇气、牺牲和力量。

同为在香港牧养的牧者，陈韦安的勇气深深激励了我。我不想只是站在远处，旁观别人展现他们的属灵勇气。我希望像他一样心里坚定，无惧眼中的灼痛，勇敢走进受伤的人群当中。

这样的“另一个心志”——在迦勒、约书亚和我的朋友陈韦安身上所见到的——意思就是对上帝全心全意。这个心志也唤醒了我，使我看见自己的心原来已被许多恐惧、自我保护和制度的考虑撕开，失去方向。迎向这个新呼召，我需要一颗新的心，又或是一个新的皮袋，看看主会否许可。这总是圣灵工作的一步。

正如一位朋友最近所言：“最困难的呼召就是我们起初领受的呼召：向自己死。”就如街上的那个人，走进催泪瓦斯中予人安慰，愿我们也能学效基督舍身，好让他人活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