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教會正處於福音的拐點。除了全球的疫情之外，過去三年來，我在的這個城市見證了多次示威和政府恢復秩序的措施，這個城市也經歷了天翻地覆的社會和政治動盪。很多人喜見街上回復平靜，卻也有很多人陷於傷痛和衝突之中。現在，教會必須決定怎樣回應。

未來數年，我們能否扎根福音的沃土，勇於釋出盼望、信心和基督徒的聲音？還是我們懦弱地退縮，隱藏在只顧自己、自我保護的陰影中？教會是否願意走進這個四分五裂的城巿，在最艱難的處境中牧養，與人同在？還是我們安於舒適的福音，只想教會大樓燈火通明，任由公共領域的先知之光晦暗熄滅？

香港本地教會社群那種不冷不熱的基督教信仰——只尋求上帝喜悅，但不願付上跟從耶穌的代價，已不再是個選項。或者這從來都不是選項。為了這個城市的教會的將來，必須放棄追求實用，轉而尋求嶄新的福音韌性，這份韌性是在社會劇變中熬煉出來的。我們需要牧者，像那位站在街角面對催淚瓦斯的人那樣，在令人困擾的政治環境中，帶來勇敢和與人同在的盼望。

陳韋安是願意順服這個呼召的牧者之一。他是八〇後，生於香港，長於香港，在德國研究巴特（Karl Barth），其後回港繼續牧養和教學的工作。他如今四十出頭，是個聰明、委身的人，能做深入的神學反思，又勇於將聖經與社會變化連繫起來，鼓勵人們處理他們的創傷經歷。他就如那位站在街角的人，在縷縷的催淚瓦斯中，帶來堅持同在的盼望。

“在我成長的時代，香港非常美好，”我和陳韋安喝著咖啡，他對我說。“那時香港有自己獨特的文化，我們對未來充滿夢想，年輕人對這個城市有盼望、有期待。現在香港變了很多。”

他的牧養關懷集中在香港的初職信徒身上，這群職青還未踏進四十多歲名成利就的階段，卻又已脫離了二十歲以下相對青澀的狀態。“我這一代人，從小就比較專注賺錢，很多人都是政治中立的。如今的這一代，很多人都關心政治並會參與其中，這個轉變對教會而言是重要的，但也為教會帶來挑戰。”

這個轉變在2014年尤其明顯，當年發生的“佔領中環”，是首個政治性的學生抗議運動，其中的主要領袖也公開承認他們的基督教信仰。身為學者的陳韋安，當時也留意到他的學生期望本地的基督教組織能給予指引。“我們的神學院要快速變陣，從教授政治神學，轉而教授政治倫理。突然之間，我們需要實踐多於理論。”

社會急速轉變，對於實踐的需要不單見於神學教育，也見於教會講壇。但從理論轉向實踐的改變卻來得很慢，許多牧者的裝備都不足以面對這個動盪的政治環境。陳韋安觀察到：“ 因為害怕被標籤為太政治化，只有很少牧者認為自己可以適切回應會眾所面對的重大議題。於是由那時開始，講壇漸漸與人失去連結。”

這種失聯的感覺，在2019年夏季再次變得明顯，大約就是催淚瓦斯飄過我的街角的時候。陳韋安說：“2019年的第二波學生運動出現，教會似乎沒有吸取上次的教訓，仍然重蹈覆轍。結果很多年輕人離開教會。他們不是離開耶穌，只是離開了教會。”

這批年輕人的離去，促使陳韋安建立了一間新教會──希望有足夠的彈性，容納新世代的基督徒，在追求耶穌的同時追求社會公義，並成為願意承擔的門徒，深化福音信仰。這間教會名為流堂（Flow Church），在幾年之間，人數已增長至超過400人，其中大部分都是職青信徒。

“流堂的出現，是因為香港基督徒面對獨特的挑戰，這個挑戰與西方教會的不同。”他說。“我們面對的不是政教關係的問題，而是如何在權力不對等和失衡的社會中生活。”

失衡的問題，不只是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。陳韋安表示：“我們的處境獨特，正因為我們與祖國相連。”部分人對將來失去希望，也有愈來愈多人選擇移民離開。但對陳韋安而言，這句經文成為他更新牧養事工的根基：“約翰福音十章十節應許，耶穌來到，會使我們得著豐盛的生命。這個應許並不限於某個時空或生命的某個場景，無論香港的前景看起來有多艱難，我相信香港人仍然可以得著生命的豐盛和喜樂。”

這個豐盛生命的異象，推動陳韋安的牧養事工。他和他的教會將要往下扎根於這個城巿，渴望在急速改變的環境中，堅持與弟兄姊妹同在，給予牧養關懷。這樣的工作需要不少勇氣、犧牲和力量。

同為在香港牧養的牧者，陳韋安的勇氣深深激勵了我。我不想只是站在遠處，旁觀別人展現他們的屬靈勇氣。我希望像他一樣心裏堅定，無懼眼中的灼痛，勇敢走進受傷的人群當中。

這樣的“另一個心志”——在迦勒、約書亞和我的朋友陳韋安身上所見到的——意思就是對上帝全心全意。這個心志也喚醒了我，使我看見自己的心原來已被許多恐懼、自我保護和制度的考慮撕開，失去方向。迎向這個新呼召，我需要一顆新的心，又或是一個新的皮袋，看看主會否許可。這總是聖靈工作的一步。

正如一位朋友最近所言：“最困難的呼召就是我們起初領受的呼召：向自己死。”就如街上的那個人，走進催淚瓦斯中予人安慰，願我們也能學效基督捨身，好讓他人活著。